【留苏百年】4821及其前前后后-利来app官方下载

利来手机国际首页 >> 海归学人 >> 每期杂志 >> 2021 >> 2021年-02期

【留苏百年】4821及其前前后后

作者:王利亚 刘青芬

2021/7/27 16:54:25

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

  自1919-1930年第一次留苏热潮后,中国共产党一直陆陆续续派遣人员去苏联学习。

  在叶琳娜·斯塔索娃的倡议下,于1933年5月1日开办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叶琳娜·斯塔索娃当时领导着声援革命战士国际组织,后来,国际儿童院以她的名字命名。许多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高岗、瞿秋白的孩子都在这里接受过教育。

  曾经在国际儿童院生活学习过的学生们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他们定期在北京和莫斯科聚会。2013年,他们参加了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80周年庆祝活动。不久的将来就要迎来2023年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建院90周年。

  我们就“国际儿童院”曾有撰文,在就不多叙了。

  什么是“4821”

  1948年8月,中共中央再次成规模组织选派人员留苏,具体由东北局负责。与之前的留苏学生不完全一样的是,这批人指明只学经济、工业,为建国作准备。罗亦农之子罗西北回忆,“东北局对这次派出留学的人员要求很高,必须是军级以上的烈士和干部子弟。”

  这21名留苏青年后来被称为“4821”。李鹏是当中唯一在企业工作的,时任哈尔滨油脂公司协理和党支部书记,由李富春、蔡畅夫妇推荐。

  邹韬奋之子邹家华接到通知时,已经担任了中共松江省(大致位于松花江右岸)宾县常安区区委书记。

  直到临走前,21人才全部集合到一起。饯行宴上,李富春代表东北局对留苏学生提出了三项要求:一、出去后一定要学有所成,不能辜负党的希望;二、培养你们不是为了带兵打仗,而是要学习先进科学技术,将来要用知识建设国家;三、专心学习,学习期间不要谈恋爱。罗西北回忆:“我们在苏联的学习生活情况直接向东北局汇报,诸项事宜都同东北局联系。”

  据崔田夫之子崔军回忆,在讲到第二条纪律的时候,东北局领导高岗、林彪曾明确对他们说:“你们的父辈打了一辈子江山,抛头颅、洒热血,现在,新中国成立只是迟早的事了,用不着你们再打仗了,你们每个人都要学好技术,成为我们自己的专家,政治、军事就不要在苏联学了……”

  1948年9月初,21位年轻人乘火车离开哈尔滨前往苏联,开始了留苏生涯。但令他们失望的是,苏联政府以与国民党政府还存在外交关系为由,要求他们隐匿身份;而且他们无法进入莫斯科的高等院校,只能听从苏联方面安排去伊万诺沃市学习——以“祖国的需要加个人爱好”,“4821”全部选择了工科专业。

  不仅如此,“4821”也面临着艰苦生活的考验。苏共联络部负责向他们提供每月400卢布的生活费,只够买4公斤左右的黄油。他们中午在学校食堂就餐,成天吃黑面包。由于能源短缺,学校经常停电,漫长的冬季里,要靠烧木柴取暖。离开哈尔滨时,东北局没有为他们准备冬装,苏方只发给每人一件夹大衣,在滴水成冰的苏联,他们的穿戴根本难以抵御严寒。

  比生活困难更严峻的是学习的艰苦,“4821”来自战火纷飞的革命根据地,根本没有机会接受正规教育,除了个别人拥有相当于高中的学历外,其他人都只是初中甚至是小学文化。在这种情况下,一下子进入苏联最高等的学府,学习最尖端的专业,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谢子长之子谢绍明回忆道:“我们每天硬着头皮听苏联老师讲几何、代数,连一本俄汉字典都没有。东北局给我们每个人配了一本缴获的《日俄字典》,日文我们也不懂,好在可以连蒙带猜,倒也学会了不少单词。”

  即便这样,1955至1956年期间,除2人因病提前回国外,这批“4821”留苏学生都以优异的成绩结束了在苏联的学习,回到了祖国。时值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4821”拒绝中央组织部将他们安置在各大部委的分配方案,无一例外地要求到基层。

  由于诸多历史原因,回国之后的他们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其中,有些人走上不同的领导职位,还有些人则在基层岗位上默默无闻。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4821”竟成为审查和迫害的对象,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了所谓的“4821专案组”,由康生亲自主抓,对每个人的“苏修特务”身份进行审查,“4821”每个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折磨与摧残。

  直到1982年1月,在胡耀邦的亲自过问下,中组部写出了报告,认为“所谓‘4821苏修特务案’纯属冤假错案”,并宣布给予“平反”,加在21人头上的不实之辞才被全盘推翻。

  从那时起,这21人,除了罗炳辉之女罗镇涛去世、王稼祥之义子朱忠洪失踪外,都在工作岗位上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李鹏、邹家华曾分别担任国务院总理和副总理,其他人也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担当重要职务或者成为技术骨干。

  建国初期,要留学,去苏联!

  “我们要建国,必须‘以俄为师’,学习苏联人民的建国经验……苏联有许多世界上所没有的完全新的科学知识,我们只有从苏联才能学到这些科学知识。”1949年10月5日,“4821”之后,刘少奇在中苏友好协会成立大会上说的这番话,将赴苏留学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北京俄专校门

  新中国的建设,急需大量具有专业技术水平的建设和管理人才。中国领导人意识到,最恰当的方法是,大规模派遣人员到苏联学习。

  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为中国派遣留学生铺平了道路。据有关材料保守统计,1951-1965年,中国向苏联派遣留学人员逾16000人,同一时期来中国留学的苏联学生只有210人。

  与之前几次派遣不太相同的是,1951年派遣的第一批375名留苏学生,都是从各种工作岗位上抽调的具有革命经历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而其后经北京留苏预备部培训一年再赴苏留学者,大部分是在校大学生,以及部分应届高中毕业生。

  留苏预备部除进行俄语强化培训和进一步政治审查外,给学生的物质生活待遇也十分优厚。出国前,为每人装满两大箱上等的衣物和日用品,一位留苏学生回忆说:“从春夏秋冬的服装,到鸡毛蒜皮的小物什,考虑得一应俱全,有了这些,五六年中就几乎不用再添置任何东西了。而所有这些都是免费的,都是国家从远不充裕的国库中花钱为大家置办的。”

  我国可谓举全国之力走着留苏这条加快培养建设人才的“捷径”,领导人也对留苏学生寄予厚望。1957年11月,在莫斯科接见留苏学生时,毛泽东主席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中苏两国“蜜月期”里,苏联几乎所有大学和所有专业,包括国防、保密、尖端科技、特殊工种的专业都向中国留学生开放,同时承担中国留学生的部分学习和生活费用,而绝大多数留苏学生也都以优异成绩按时毕业,学有所成。

  但这种国家行为下的留学模式,不重视个人志趣和不同的个人才能,学科专业会有所偏颇,更重要的是,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两国关系冷暖的直接影响。

  1960年前后,正值留苏学生大批回国,准备投身建设事业的时候,两国关系发生极大变化,昔日被视为天之骄子的留苏学生受到冷落,回国后第一件事是集中一段时间进行政治学习,以帮助他们“划清界线,提高认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方要求所有在华的外国留学生休学或提前毕业,苏方则限令所有中国留苏学生于10月底前回国。至此,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留苏潮遂告终结。

  大部分留苏学生受到“文化大革命”冲击较少,但也有一些留苏学生被扣上“修正主义苗子”的帽子,个别人甚至被怀疑是“苏修特务”而遭批斗。虽然日后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这些留苏学生成为新时代的精英,但在之前相当长的时期里,留苏学生也不得不卷入政治运动的漩涡,浪费了十分宝贵的青春年华。

  世易时移,随着改革开放,与世界接轨,中国向世界许多国家派出留学生,越来越多的自费留学生加入出国学习的热潮。

  在苏联解体、进入新世纪后,虽然国家每年依然保持一定数量的公派留苏人员,但两国间大规模政府公派留学潮已不再现。俄罗斯仅仅是中国自费留学生一个选择而已。自费去前苏联留学人员数量远远超过国家公派留学人员数量,其人员素质、选择专业和学习成就各不相同,差别较大。

  (作者:王利亚,我会会员,上海科威国际技术转移中心高级顾问;刘青芬,我会会员,原上海工商外国语学院图书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