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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书·警世钟--重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的启示

作者:向隆万(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中国检察官向哲濬之子)

2013/11/7 14: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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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东京审判宣判65周年。1948年11月4日至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韦勃连续数日宣读了法庭的判决,纪录在《庭审纪录》【英文版有49857页,最近将由中国国家图书馆和上海交通大学联合出版,共80卷——笔者注】的最后1446页。东京审判的对象是28名日本甲级战犯,《判决书》并不是简单罗列这些战犯的罪行和量刑,而是花了很大篇幅阐述日本军国主义的兴起、发展、膨胀的过程,今天读了仍然深受震动!   

  根据《判决书》,可以把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作为和发展梳理如下【为便于读者查对,括号内为《庭审纪录》的相应英文页码——笔者注】:

  一曰“造神”。

  为了给极端军国主义份子造势和壮胆,并为扩张领土寻找理论依据,1920年前后以甲级战犯大川周明为代表的“理论家”,大肆鼓吹“八纮一宇”和“皇道”的原则。“八纮一宇”其实出自中国古书。“纮”是古代男子冠冕系于颔下的带子,转意为“维度”、“包举”。《淮南子》中就有“横思维而含阴阳,纮宇宙而章三光”的句子;“皇道”就是“天皇之道”。但是极端军国主义份子解释为“要把全世界置于天皇一人统治之下”,《判决书》第四章指出,1924年大川曾出版一书,狂妄声称日本是大地上最初成立的国家,统治万国国民是日本的天命。他主张占领西伯利亚和南洋群岛,并预言1925年前后东西方将发生战争【48515】。另一名狂热鼓吹者是甲极战犯桥本欣五郎。他鼓吹“统一世界的第一步,在于日本国民本身直接统一在天皇之下。【48586】”《判决书》认为:“在阴谋者中,没有他人具有像他那样厉害的极端见解;也没有人发表这类见解像他那样露骨。【49780】”桥本还是个“阴谋实干家”,他建立的“樱会”,就是中佐以下现役军官的激进组织【49022】。《判决书》判定“他是建立阴谋的首谋者【49782】”,桥本被判处无期徒刑【49854】。正是这种带有邪教色彩的“造神”蛊惑,煽动了狂热的狭隘民族情绪,产生了自杀“神风队”这类怪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面临失败,大川周明并没有像他的信徒那样“面向天皇,剖腹自杀”,而是“审讯中发了狂【48516】”,装疯卖傻,怯懦地逃脱了法庭审判。而那位被造的“神”——裕仁天皇也在美国干预下未被起诉,不能不说是东京审判的遗憾!   

  二曰“滋事”。

  1930年前后,日本军国主义激进份子还以中下层军官为主。他们采用阴谋制造事端,造成继承事实,以逼军部高层和政府就范。东京审判中日本战犯的罪行自1928年始。原因就是“关东军的一部分份子谋杀了田中的交涉对手张作霖,而张作霖是东三省中国军队的总司令。【48517】”谋杀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就是“一个日军大尉在地雷周围埋伏兵士,1928年6月4日,当张作霖的列车到达那里时地雷爆炸,日军向张作霖卫队开火。【49015】”当时田中义一内阁并不知情,“田中首相对天皇作了详细报告并获允许可将责任者交付军法会审【49016】”,但是在陆军军部干预下,不了了之。此次滋事的成功更助长了军国主义者的嚣张气焰。1929年7月1日田中内阁被迫辞职【49020】。不久,军国主义者再度滋事,包括1931年7月1日的“万宝山事件”【49029】,1931年7月17日的“中村事件”【49030】,特别是1931年9月18日的“沈阳事变”【49043】。被判绞刑的甲级战犯板垣征四郎当时仅是一名陆军大佐,《判决书》第五章详细叙述了他和石原莞尔以及大川周明、桥本欣五郎等人阴谋策划的始末,认定:“大量可靠证据表明,沈阳事变是由参谋本部将校、关东军将校、樱会会员及其他人事前周密计划的【49049】。”最会滋事者,当推送上绞架的另一名甲级战犯——土肥原贤二。”“九一八事变”前后“土肥原大佐以特务机关张的地位供给参谋本部有关中国人一切必要的秘密情报。【49061】”,为了诱骗胁迫溥仪从天津到沈阳,“土肥原采取了各种计谋和手段。溥仪曾收到过一个藏有炸弹的水果篮;也曾收到“铁组织总部”和其他人寄来的恐吓信。1931年11月10日晚上,土肥原秘密将溥仪押上一辆持枪队伍保护的汽车,从其住处转移到码头,上了一艘小型日本游艇【49069】”;土肥原还策划成立傀儡政权“内蒙自治政府”【49170】和“华北自治政府”【49172】,“在华的土肥原机关协助作出将汪精卫弄到华中的计划”【49270】等等。正如《判决书》第十章所述:“他对于在满洲所进行的对华侵略战争的发动和进展,以及随后受日本支配的‘满洲国’的建立,都具有密切关系。土肥原凭借政治谋略、武力威胁和武力实施,在促进日本在中国其他地区侵略事态进展上担任了显著任务。【49777】”   

  三曰“逼宫”。

  日本军国主义兴起的一大阻力是基于政党选举的内阁。为了扫清障碍,军部对内阁采取“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方针。1932年1月17日桥本著文,文章标题是:“议会制度的改革”。文中他说:“责任政府——政党内阁制度——完全与宪法背道相驰。民主政府置‘天皇’政府于不顾,…考虑到其反国家的结构、政治意识形态和侵略之罪恶,为了建立全新的日本,我们认为首先迫切要做的是让现有的政党当替罪羊,摧毁他们。【49085】”从1928年到1945年这17年中日本内阁竟换了17届之多!政党出身的首相仅有7名。1934-1936年的冈田启介首相本是军人出身,但因不满过激派的武力扩张政策而招致嫉恨。“1936年2月26日,由一群青年军官企图暗杀冈田本人而达到顶点。22名军官和1400余名士兵叛变政府,占据了主要官厅,使东京处在恐怖状态中达三天半之久。大藏大臣高桥和内务大臣斋藤被恐怖份子暗杀了。十天以后,冈田因不能控制军部而提出内阁辞呈【48549】”。文人首相中除广田弘毅、平沼骐一郎和近卫文磨赞同军部方针外【近卫自杀,广田和平沼作为甲级战犯分别被判处绞刑和无期徒刑——笔者注】,田中义一、若槻扎次郎被迫辞职,滨口幸雄和犬养毅竟遭军人少壮激进派的暗杀【48519, 48531】!从1937年到1945年的9名首相中有6名是军人。1941年10月法西斯头子东条英机任首相时,居然身兼陆军大臣、内务大臣,文部大臣、商工大臣、军需大臣等职,集大权于一身。【49536】他当然没有想到,四年之后,作为日本头号甲级战犯成为阶下囚,七年之后上绞架【49857】。   

  四曰“愚民”。

  为了欺骗和绑架民意,军国主义者对日本国民特别是青少年实行疯狂的愚民政策。1933年6月,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发表演说.《判决书》引用了他的一些谬论,例如“日本是天长地久的,命定要进行扩张”,“全世界在国联领导下正妨碍日本实现其神圣使命。必须准备全国总动员”,“国民应走的道路就是‘天皇之道’,日本的军队就是天皇的军队。凡是反对宣扬‘皇道’使命者,陆军就要和他作战”【48537】。日本所有学制中都强迫实行军事训练。“九一八”发生前不久,日本就以满洲是日本“生命线”来教育学生,“九一八”之后,则完全是极端国家主义“新精神”了。“学校使用的教材,讲的是日本军事史,企图在学生中培养对于兵役的热情。【48589】”1938年5月到1939年8月,荒木转任文部大臣,上任即发布新训令,进一步鼓动日本青年的好战精神,“特别置重点于纯军事性质的训练”,“在这时期中,日本的学校制度完全处于陆军省所派军事教官的支配之下。【48763】”作为甲级战犯之一,荒木贞夫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49854】。抓教育的同时,日本军国主义在控制舆论上可以说不遗余力。1936年5月20日陆军部成立情报局,“其任务是指导控制面向公众的一切种类的通讯,并利用所有的言论机关来促进政府通过的政策。【48566】”“出版自由在日本是经常受限制的。一切演说和公开发表的言论事先都必须经警察核准。”“1931年之后,这些‘特高警察’对凡是反对现政府政策和公开发表意见的人,都加以监视。【48590】”   

  五曰“扩军”。

  日本军国主义者知道,要实现侵略野心,扩充军备是“硬实力”,《判决书》历数了日本各届政府发展与军事密切相关的工业发展计划和实施。例如:“1936年5月29日,‘为充实国防和本国工业’,以建立汽车制造工业为明确目的而特别制定了法律。…在1936年底,日本在世界各国议具有最现代的商船队。【48565】”1937年5月29日林铣一郎军人内阁通过陆军部提出的五年产业计划,“在这五年期间,选定了十三种产业优先发展——兵器、飞机、汽车、工作母机、钢铁、液体燃料、煤、通用机械、铝、镁、电力和铁路车辆。【48604】”

  日本军国主义者并不隐晦扩军的目的是备战,不仅针对中国,而且以苏联和英美为目标。“辩方证人冈田说:这些计划是为对抗苏联的五年计划而制定,为了想使日本的国力较苏联更为优越。陆军认为苏联是亚洲政策不可避免的敌人。【48609】”1936年8月15日五相会议决定“海军军备必须加强到足以保持西太平洋制海权而与美国抗衡的程度。”“在同一期间,桥本公开主张向南方,尤其是向荷属东印度方面进行扩张。他认为,英国海军是这个计划的主要障碍,要求建立无敌空军为中心来扩充军备。”【48612】日本是个资源贫乏的岛国,军国主义者为掠夺中国和其他亚太国家的资源不遗余力。《判决书》中也多次揭示。包括“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东北【48642】、“卢沟桥事变”后在中国华北以及全国的“产业计划”【48645】。“1938年4月30日创立了两个‘国策’公司。‘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和‘华中开发株式会社’的设立,就是为了促进在华占领区重工业的发展。近卫认为这两个公司的工作,对于大陆上日本军事行动和政治活动说来,都至关重要。【48674】”   

  六曰“毁约”。

  日本军国主义扩张另一障碍是国际条约的约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日本政府签署了许多国际条约。《判决书》第三章《日本的权利与义务》就以这些条约开始:包括保护中国领土和行政独立的《1922年华盛顿九国公约》,禁止生产、运输和使用鸦片即类似毒品的《1912年鸦片公约》《1931年鸦片公约》,尊重太平洋地区各国领土利益的《1921年四国条约》,保持中立国领土不受侵犯的《1907年海牙第五公约》,通过外交手段、斡旋、仲裁来解决国与国争端的《1928年巴黎条约》,战争状态下有关人道行为的《1929年日内瓦红十字公约》、《1929年日内瓦战俘公约》,等等【48454-48456】。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国际联盟的李顿调查被告对日本的侵略扩张予以谴责,使军国主义者十分恼怒。“1933年日本退出国联。日本的发言人说:日本再不能与这种组织合作。【48640】”对于上述各种条约也陆续退出。1933年海军大臣大角岑生公开说:“就华盛顿条约而言,这是十二年前签订的,由于国际形势与那时完全不同,早已不适合保障日本帝国的安全了。【48640】”实际上,华盛顿公约规定了个缔约国主力舰和航空母舰的总吨数,以防御之需而定;对舰艇的大炮口径也有限制。按条约日本的数量在英美的70%左右。“1934年12月19日日本枢密院一致通过了废除华盛顿条约的政府决定。【48576(a)】”正因为日本摆脱了各种约束,不仅肆意扩军备战,铁蹄践踏亚太各地;而且肆无忌惮,猖狂施暴。《判决书》第八章整章都是揭露日军“违反战争法规的暴行”,共171页之多。仅列举一些小标题即可见其手段之残酷,人性之灭绝:“把中国战争的俘虏当土匪处理”、“南京大屠杀”、“杀害被俘飞行员”、“屠杀”、“死亡行军”、“拷问及其他非人道的待遇”、“解剖活人和吃人肉”、“对运输俘虏船的攻击”、“对于俘虏及被拘平民的非法使役、饥饿和虐待”、“侮辱俘虏”等等。这里笔者想特别提一下南京大屠杀。东京审判期间检方提出大量人证物证,光出庭作证的证人就有八位之多。其中包括从尸体堆中侥幸逃生的受难者代表,日军杀戮奸淫的中外见证者。特别是美国神父玛吉拍摄了一百多分钟的纪录片,日本令人发指的罪恶震惊世界!这些证人的发言连同大量书面证据都留在《庭审纪录》中,有493页之多!。在《判决书》中又有9页对南京大屠杀做了专门阐述,明确指出:“据后来估计,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平民和俘虏,总数达二十万人以上。【49609】”东京审判被判处绞刑的7名战犯中两名——松井石根和武藤章曾经指挥和参与南京大屠杀,那些否定或者怀疑南京大屠杀的人,如果不是蓄意颠倒黑白,请你们读一读历史纪录再张口如何?!   

  七曰“结盟”。

  日本和德国、意大利结成的“轴心国”联盟,是战争罪恶的渊薮,世界人民的公敌。《判决书》在事实基础上,指出日本在建立三国同盟中非常主动。1936年11月25日和1937年11月6日,日本枢密院先后批准了“徳日防共协定”和“德意日防共协定”【48737,48739】,1938年秋季,三国同盟条约的文本由日本驻徳大使大岛和德意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齐亚诺草成,规定有效期十年,后又追加“不得单独媾和”的条文。【48779】但是在批准“三国同盟”却生周折。“日本因受到西方各国反对的刺激,一部分军方领导人以空前强硬态度主张与得意成立一般军事同盟【48828】”,但是,平沼内阁中“外务大臣有田一方面希望加强与德意的军事联系,一方面也希望表面上与西方各国维持友好关系。【48830】”由于陆军的坚持,1940年9月27日缔结了三国同盟。三国同盟的缔结是日本为准备以武力侵入东南亚及南洋的必要步骤。外务大臣松冈洋右明确指出:同盟主要以美国为目标。【49002】   

  中国法官梅汝璈和秘书杨寿林、顾问倪征燠等法学家参与了《判决书》的撰写,居功至伟。梅汝璈于1948年8月20日致外交部电报中如此评价《判决书》的上部【上部指日本战争犯罪事实,下部指被告个别参预犯罪经过、应负责任及应处之刑罚、——笔者注】:“上部事实部分,确极详尽,不啻一部翔实之二千年来远东关系史或日本对外侵略史。就历史学术言,将为一不朽之贡献,有重大之价值。”1948年11月11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甲级战犯宣判前夕,梅汝璈致外交部电报中再次对《判决书》作出高度评价:“判决书长计千二百页,约六十余万言。对战前日军阀专政与备战以及逐渐遂行侵略之经过,均有翔实之叙述与明快之论断。日军在各地之暴行则另列专章。(南京屠杀为该章中最特出之一节,占首要地位)在叙述日本对外侵略事实经过之四百数十页中,‘对华侵略‘部分为璈所亲自交稿提出,约二百五十页,占篇幅半数以上。对于十七年来【指1928-1945年,即东京审判涉及日本战犯罪行的时间段——笔者注】交综复杂之中日关系,论列甚详。是非曲直所在,将可大白于天下后世,私衷引为快慰。”

  总之,《判决书》的每一页既是历史教科书,又是现实的警世钟。“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比今日日本当权者的言行,似乎看到当年军国主义者的阴魂:到靖国神社“拜鬼”;在钓鱼岛滋事;频繁改换内阁首相,越换越右;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否定二战后世界格局;修改教科书,误导青少年;扩充军备,建造航空母舰规模的“驱逐舰”;企图修改和平宪法,甚至放言效法纳粹;拉拢一些国家组成反华同盟;真是何其相似乃尔!难道日本当权者还想走军国主义前辈的老路吗?警惕啊,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