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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三次工业革命 --我国"城市化陷阱"有待破解

来源:《海归学人》2013年02期 作者:瞿世镜

2013/5/2 15:18:14

  一、何谓工业革命

  人们或许认为,工业革命是在人类历史中一个短暂的时间节点上发生的生产技术革命。基于这种简单化的认识,我们很容易陷入技术决定论的误区。

  英国从15世纪开始,经历了一系列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运动提倡人文精神,改变了中世纪以上帝和来世为中心的理念,以人与现实世界为中心,推崇人的价值与创新能力。宗教改革产生了新教伦理,成为社会变革的精神动力。科学革命提高了人们认识世界、改造自然的能力,推动了工业化、现代化进程。观念更新为制度创新扫清了思想障碍。英国在17世纪80年代由君主专制转变为君主立宪,逐步由人治走向法治,为工业革命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前提。1588年英国海军打败了西班牙无敌舰队,17世纪直通印度新航路开通,环球航行成功,英国外贸剧增。纺织业销路广、投资少、利润高,技术改革集中于此。1733年采用飞梭织布机,1764年出现了珍妮纺机,1769年发明水力纺纱机。1782年,瓦特完成了新蒸汽机,使动力机、传动机、工作机组合成机器系统,建立了现代工厂。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工业化推动了城市化。工人阶级受到残酷剥削,生活条件恶劣,社会矛盾激化,于是英国以法治化方式推进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1833年,英国议会通过《工厂法》,限制使用童工;1842年通过《煤矿法》,禁止女工及10岁以下童工下井;1848年与1875年通过《公共卫生法》,为工人提供医疗保健服务;1875年、1882年、1885年和1890年,议会先后4次通过《工人阶级住房法》,为工人阶级提供大量租赁住房。社会稳定,经济必然繁荣,1850年英国占世界工业总产值4/10,占世界贸易总额1/5,煤产量占1/3。1870年,英国占世贸总额1/4,煤、铁总产量占1/2,商船吨位居世界第一,伦敦一跃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英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是文化、政治、科技、经济、社会各个系统相互关联的社会整体转型。

  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端于20世纪初美国汽车工业。福特汽车公司创建于1903年。当年法国生产汽车1.3万辆,美国仅1.1万辆。10年以后,美国汽车年产50万辆,法国仅生产4.5万辆,不及美国1/10!原因何在?法国汽车厂沿袭精雕细琢传统手工技术,而福特公司改革生产工艺,引进流水作业线,让工人在流水线上按照技术手册标准化操作,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而且标准生产线很容易复制,于是产量倍增!第二次工业革命亦非单纯技术革命。20世纪初,美国正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40%,人均gdp约1000美元。当时美国社会财富迅速集中,318家托拉斯拥有全国工业总资产40%以上,出现了阶级分化、贫富悬殊、官员腐败、恶性竞争、道德滑坡、劳资冲突频繁等问题。社会混乱无序,不利于工业发展。必须有一定的制度安排,来加以调整。观念是制度之母,观念变革是制度建设的前奏。因此,克罗利提倡“进步主义”运动,批判绝对放任自流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主张所有社会群体利益诉求都应得到平等公正表达,政府要负起适当调控责任。在这种观念指引之下,老罗斯福、塔夫脱、威尔逊三任美国总统,在1901—1917年实行“公平施政”,先后通过了累进所得税法、关税法、开垦法、反回扣法、反托拉斯法以及劳工福利、社会保障等法案,及时协调群体利益,积极疏解社会矛盾。这是通过体制内治理机制重塑和社会结构重组,来降低社会转型成本,确保高速发展过程中社会和谐稳定。正是由于观念调整和制度安排提供了有序化市场经济所必须的保护财产、限制特权和机会平等等基本要素,第二次工业革命方能在美国顺利进行。

  发生在英美的两次工业革命,是“内生型”工业化、城市化、法治化、现代化过程,首先确立文化与制度基本架构,科技、教育、社会、经济在新的制度框架内良性互动,因此进展相对顺利。后发展地区和国家的“外源型”工业革命,往往追求短期效应,尽量回避深层次文化制度变革,集中精力引进资本和技术,快速发展经济。但是缺乏“内生型”变革动力,绕不过去的文化、制度瓶颈,变得更加复杂严重。例如,伊朗巴列维国王,把现代化简单地理解为工业技术革命,基本上保留传统文化制度体系,引进西方资本和技术,发展石油工业,1970-1971年gdp增长10%,1972-1973年增长20.8%,1973-1974年增长47.3%,1974-1975年增长70.7%。伊朗1975年基本建成了工业体系,经济繁荣水平名列世界第九。然而,滞后的文化制度与工业发展不相匹配,伴随着经济奇迹,出现了深层社会危机:贫富两极分化、失业人口剧增、通货膨胀严重、社会矛盾爆发。1979年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巴列维国王。于是,辉煌一时的伊朗,又退回到政教合一的传统社会。中东和拉美不少国家发生过类似情况,这就是工业化过程中的“中等收入陷阱”!三十年前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的后发展国家,如今仅新加坡和韩国等成为发达国家,其他均被“中等收入陷阱”所困扰。   

  二、中国在何位置

  或许美国已经临近第三次工业革命。20世纪60年代,美国工业支柱产业钢铁、汽车、机械逐渐失去优势,80年代电子产业也出现贸易逆差。1983年,里根总统为了应对日本剧烈竞争,下令组织总统产业竞争力委员会。1985-1992年该委员会一系列分析报告指出:工业时代之后是信息时代,美国可以听任日本在传统工业领域称霸,美国要另起炉灶,率先发展信息产业,抢占全球网络经济先机,在更高能级平台上拓展新的发展空间,甩掉日本追尾竞争。正是80年代竞争力大讨论,更新了价值观念,揭开了美国由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转型的序幕。1993年克林顿当选总统,委派副总统戈尔主持发展信息高速公路nii工程。1996年niiac委员会提交政策报告《一个充满机遇的国家》和《起动计划》,确定了nii五大发展目标,拟订了解决知识产权、保护个人隐私与国家信息安全等网络交通规则,对发展信息产业作出了制度安排。在80年代,除了竞争力大讨论之外,还展开了教育革命大讨论。199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2000年美利坚合众国教育目标法案》。2001年小布什总统向国会提交了《不让一个儿童落后法案》,提供制度保证,让下一代公民在思想观念和知识技能上为建设知识文明作好充分准备。在信息化、全球化过程中,美国中低端制造业向海外转移,优秀工科大学毕业生进入金融服务业,设计出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杠杆率不断攀升,引爆了金融海啸。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美国陷入了“虚拟化陷阱”。2011年底,美国五大投行金融衍生品高达226万亿美元。高盛集团持有40万亿美元衍生品,仅190亿美元对应资本,杠杆比率2295倍;摩根大通持有70万亿美元衍生品,仅1360亿美元对应资本,杠杆比率516倍。这两家在衍生品交易中若亏损0.04%-0.2%,就会亏光本金。美国实在不能再继续玩经济空手道了!2009年,《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推出7870亿美元经济刺激方案,其中800亿美元投向清洁能源,650亿美元投向基建,133亿美元投向科技。2010年8月,奥巴马签署《制造业促进法案》,启动再工业化战略。2011年2月,白宫再次发表《美国创新战略》报告,在教育改革、无线网络、创业美国、清洁能源、专利审批这五个方面作出制度安排,旨在赢得未来。

  欧洲位于美国之后,工业化亦已完成,正处于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转型的临界点。欧洲已经建立高水平福利社会,信息化、全球化浪潮导致资本、税基、就业岗位大量流失,破坏了工业化的福利基础和社会机制。欧盟不是一个国家,虽有统一货币,却无统一政府、统一预算、统一财政、统一监管,面临严峻挑战而穷于应对,陷入了“福利化陷阱”。2009年,欧盟gdp下降了4%,工业生产回落到90年代水平,青年失业率剧增,社会矛盾凸显。2011年11月,欧盟公布了《地平线2020》科研规划,包括“创新型联盟”、“年轻人才流动”、“欧洲数字化议程”、“资源节约型欧洲”等内容,预计7年内耗资800亿欧元,试图将欧洲经济引入智能化、可持续、包容性、高就业、高效率、高凝聚良性发展轨道。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和“后工业化”或“再工业化”发达国家不在同一发展平面上。有人说中国有“全世界最强大的汽车工业”,这不确切。上海大众汽车厂众多产品的设计图纸、技术专利都是德国的,他们拿走了利润大头。在中国生产的三星、苹果电子产品也是如此,核心技术专利不在我们手中,甚至歼10、歼20战斗机的发动机和瓦良格号航母的动力系统也是进口的,这就很不安全!有人说中国是“世界第一工业国”,这也是误解。过去30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gdp占比由21.1%降至12.6%,就业占比由21.6%降至9.1%。然而美国在全球制造业占比高达20%,仍然是世界第一工业国。中国是人口大国,2010年制造业全球占比19.8%。但是美国制造业居产业链上端,中美技术差距明显。虽然中国发展速度和潜力惊人,但中国经济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社会发展尚处于工业化中前期。1955至1975年,日本也有大量农民进城务工。日本没有城乡户籍差异,农民进城即享有保障性住房,以及养老、医疗、工伤、雇用等一整套全民保险制度,使其安居乐业,随迁子女在三天内即由当地教育部门安排入学。日本在50年代就通过适当制度安排,顺利解决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中国长期延续城乡二元结构,农民工的市民化和产业工人化至今尚未破题。这是中国所面临的“城市化陷阱”。   

  三、中国很有希望

    我们必须密切关注欧美发达国家第三次工业革命发展趋势,研究和探索可再生能源、人力资本、数字化服务,以及新材料等要素如何有机、有效整合。但是,我们所面临的更加迫切的问题,是农民工如何市民化。中国城市化率1978年达18%,2010年达47%。据中国社科院2012年发布的“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5》数据,中国2011年城镇人口6.91亿,城市化率51.27%。我之所以说中国社会发展尚处于工业化中前期,是依据国家人口计生委目前发表报告:2011年中国流动人口近2.3亿,占总人口17%,其中80%来自农村,平均年龄28岁,将近一半是“80后”,35岁以下流动人口月均工资仅2513元人民币。以空间形态而论,他们也算是“城镇常住人口”,但无市民身份,不享受市民的住房、医疗、教育、养老公共服务。他们在流入地参加医疗、养老、失业保险者不到30%,每周平均工作54.6小时,远远超过每周40小时法定标准。未来10年,每年还有1000万至1300万农民工进城。此事若有妥善利来app官方下载的解决方案,必定能够释放大量潜在内需,消化过剩产能。如果久拖不决,势必严重影响社会和谐。2011年,国务院文件《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出台,明确提出地级市以下市区全部放开户籍制度,但因地方政府强烈反对,无法落实。据发改委国家城镇化专题调研组在浙江、广东、江西、贵州等8个省份调研:“户(籍)改(革)几乎遭遇所有市长的反对。”中国社科院2012年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5》指出:解决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农民工市民化的人均成本约10万元,因此市长们不同意。而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从2009年的1.6万多亿,2010年的2.9万亿,到2011年超过3万亿,2012年1-7月达1.349万亿,足以支付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但是,地方官员宁可大搞“三公”消费、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豆腐渣工程,也不愿去落实国务院户改文件。这个难题如何解决?笔者最近认真学习胡锦涛同志7.23讲话,反复领会这段极其精辟的论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的人民民主……”我胸中豁然开朗。党、人民、法治,这三者在何处交集,实现有机统一?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人大是立法机关,又是权力机关,党的领导和当家作主的人民代表在此会合,依法治国。本届全国人大代表中,省长、市长当然不少。胡润中国富豪榜中也有75位富豪当选了全国人大代表,人均财富72亿元人民币。但是只有3位农民工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他们的手机都被打爆了,如何能够充分反映他们那个群体的利益诉求?这个社会群体约占总人口的13.6%,加上家属有数亿人口,其全国人民代表名额似乎不应少于300人。这个困扰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多年的二元结构难题,必定能够得到深入地研究和讨论,找到妥善的逐步利来app官方下载的解决方案。因此我坦然地说:中国很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