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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谦温厚君子陈凯先:让中国人用上本土科学家研制的好药

作者:卞 姬

2015/10/27 15:53:52

  笔者手记

  刚进入同学会工作,便知晓陈凯先院士名字,那时他刚刚新任上海中医药大学校长,同时还担任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他是著名的药物化学家,又是上海市科协的主席,业务和公务繁忙。但每次同学会开会、办活动,他都会尽量出席。他是留法的学者,笔者几次在留法分会与法领馆举办的“中法友谊之桥”活动上,都见到了陈院士的身影,他从来都是站在毫不显眼的地方,面带微笑,谦逊地和每个人打招呼。

  陈院士是同学会的副会长,在上个月召开的会长会上,笔者乘着开会的空隙向他约稿。他满含歉意地说,自己对同学会做的贡献不多,还是多宣传对同学会贡献大的学长。一旁的浦东分会常务副会长李伟民忙说:“陈会长作为浦东分会的会长倾注了很多心力,做了好多工作。”在笔者的坚持和李学长的劝说下,他才勉强答应。

  笔者试图检索关于陈凯先的报道,可是能够得到的材料并不多。他是一个媒体曝光率非常低的院士。上海中医药大学的学长曾告诉笔者,陈院士是个非常低调的人,他们对于陈校长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忙”。陈凯先忙碌于几个单位、研究机构的工作,每周来大学处理公务,总是见缝插针地跟大家商谈工作。今年6月,上海药物所召开科技典型人物陈凯先院士媒体记者见面会,这位一心想“让中国人用上中国科学家研制的好药”、默默为科创中心建设助力并推动我国药物创新体系建设的院士,开始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

  “带着满肚子的不爽,我开始学习化学”

  1945年8月28日,陈凯先出生于沙坪坝重庆大学的校医院里。父亲为庆祝抗战胜利为其取名“凯先”。

  中学时的陈凯先各科成绩都很优秀,但最爱好的还是物理,物理成绩非常突出。1962年高考的时候,他毫不犹豫报考了复旦大学物理二系。发榜果然得中,刚要高兴,却看到录取通知书上写着“放射化学”专业。陈凯先纳闷了:怎么会是化学?经打听才知道这“放射化学”专业是为发展原子能事业培养人才的。陈凯先回忆:“当时真的挺纳闷,热爱物理却学了化学”。带着满肚子的不爽,他踏进了复旦的校门。

  一进大学门,系里就开始给新生们进行专业教育。居里夫人那样大科学家的事迹使陈凯先对放射化学专业产生了兴趣,静下心来投入到全新的学习中。1965年,“四清”运动开始,学生们停止了上课,到农村去搞了一年的运动。“四清”刚结束,“文革”又来了,再没有书可读。就这样,在运动和动乱中蹉跎岁月,直到1968年秋天,陈凯先总算迎来了毕业分配。这仅有的3年学习时间匆匆而过,但是对陈凯先来说却弥足珍贵,为他日后从事药物化学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白天看水泵,晚上躺在小窝棚里,黑夜中我睁大了双眼,眼前一片空白”

  陈凯先被分配到化工部系统。离开学校,他先到南京军区军垦农场劳动锻炼了一年半。那段时间他们干的完全就是繁重的农活,在艰苦紧张的劳动中期待着正式的工作。

  1970年夏季,陈凯先终于被分配到湖南邵阳中南制药厂。工厂正在新建,供水系统尚未完工,厂里派陈凯先去离厂两公里外的一个地方看守水泵。于是,陈凯先从“农民”又变成了一个工人。

  在资水河边上,周边三个工厂的水泵集中在一块儿,每个厂派一个人看水泵,在江边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窝棚。那些日子,陈凯先每天白天盯着水泵,看光阴随哗哗的水流走,晚上躺在自己的小窝棚里,黑暗中他将双眼睁大,眼前只是一片空白。

  当时“文革”正轰轰烈烈地进行,整个社会远离了书本、远离了知识,“臭老九”的压力使大学生们抬不起头,感到迷茫、苦闷和彷徨。尽管如此,陈凯先在离开上海、奔赴湖南的时候,有意在行李中塞了一些他认为总会用得着的书,其中有一套南京大学选编的《化学专业英语文选》,上下两册共60篇课文。他在中学和大学学的都是俄语,没有学过英语,这两册专业英语教材现在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

  资水河日复一日在泵房外缓缓地流动。多少个夜晚和白天,在水泵的轰鸣声中,只要环境允许,他就拿出这“上下两册”来自学,在泵房里跟单词斗、跟语法斗、跟疲劳斗,跟夏天的蚊虫斗、跟冬天的寒冷斗。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终于啃完了60课课文,为自己初步打开了专业英语的大门,也为日后进一步攻读研究生打下了基础。

  1974年,陈凯先调到了从北京内迁到邵阳的湖南医药工业研究所,在分析室工作,算是沾上了科研的边儿。直到1978年恢复高考,他考上了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的研究生,成为药物学家嵇汝运先生在“文革”后招收的第一名研究生。

  “我连题目都看不懂,那真是我有生以来最狼狈的一天”

  考上了研究生,身为上海人的陈凯先回到了上海。报到当天,导师嵇汝运先生便派他去吉林大学参加唐敖庆先生举办的量子化学学习班。“文革”甫告结束,东北的生活还非常艰苦。气候严寒,一日三餐粗粮窝头、土豆白菜,一些同学不久就出现了营养不良、全身浮肿的症状。但是最严峻的考验还不是这些……

  由于学习量子化学需要高深的数理基础,开学的第一课便是一堂《群论》课。上课伊始,孙家钟先生就在黑板上用英语出了一道线性代数的测验题。别说解题,陈凯先连题都看不懂,交了白卷。这真让他难堪至极,“那真是我有生以来最狼狈的一天!”陈凯先回忆起那天的情景,神色依然凝重。正是从那天起,他白天在课堂上认真听解,晚上自学线性代数,以超过别人几倍、十几倍的努力,硬是赶上了学习进度。一年半的学习,他在各门课程的学习中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这种奋力拼搏的精神在陈凯先后来留法学习期间又发挥了巨大作用。1985年,他获得中科院上海药物所理学博士学位后,被派往法国巴黎生物物理化学研究所进行博士后研究。“我不懂法语,对法国的计算机系统也不熟悉。刚到法国,在这个西方人的世界里,我感到很孤独,这对我是一个新的考验。”陈凯先没日没夜在实验室里奋战,就连法国全国性的节假日也常常在实验室度过。实验室负责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pullmann教授原本并不太重视这个中国来的学者,但是很快就对陈凯先刮目相看。三、四个月以后,教授在向同行介绍陈凯先时说:“这是非常优秀的陈先生。”一年以后,法国巴黎生物物理化学研究所把尼纳·舒可伦奖授予了陈凯先。

  “我们的差距太大了,一定要抓紧赶上去”

  1988年,陈凯先顺利结束博士后研究工作,谢绝了pullmann教授的挽留,要回国了。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教育处找到陈凯先,希望他给留法的中国学生谈谈体会,讲讲他是怎么“经过艰难的选择,放弃在法国的优厚生活和工作条件,毅然回国报效祖国的”。陈凯先却很朴实地说:“我其实并没有什么艰难的选择,学成回国是我再自然不过的想法。”

  陈凯先的父亲是语文老师,中国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爱国传统自小就给他深刻的影响。当年去法国留学,一踏上法国的土地,陈凯先的内心就受到了莫大的刺激——巴黎的大街上汽车川流不息,科研人员优越的研究条件也是国内想象不到的……这些情景令陈凯先深切地感到:“我们的差距太大了,一定要抓紧赶上去!”他是带着爽快而急切的心情回国的,他想他终于能为自己的祖国做些什么了!

  “靠着2万元科研启动经费,开始了在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领域的探索”

  从法国访学归来,他不仅带回大量技术资料和计算程序,还给上海药物所带回了一台他省吃俭用自费购置的电脑。靠着2万元的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经费作为科研启动资金,陈凯先开始了在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领域的探索。当时,这个研究方向在国内才刚起步。

  二十多年后,陈凯先和同事当年努力开拓的研究方向已经有了巨大的发展——上海药物所的药物设计和发现研究中心率先实现了相关运算程序的高度并行化,成功地把运算速度达数万亿次/秒的国产超级计算机,应用于药物—生物大分子相互作用的分子动力学模拟、大规模化合物数据库的虚拟筛选、药物分子设计中。运用这些方法,他们发现了一批针对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肿瘤等严重疾病的活性化合物和多个药物先导化合物,其中一些已被确认为候选新药,进入后续研究阶段。

  1997年,陈凯先在任上海药物所所长的时候,就组织全所力量积极向科技部申报建立“国家新药筛选中心”。十多年来,筛选中心技术水平不断提升,已建成了中国和亚洲规模最大、最先进的国家化合物样品库,药物所已经建成了全国领先的创新药物研究综合性大平台,为国家药物研究的源头创新和持续创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让我这个搞现代科技的去当中医药大学的校长,我第一反应就是‘当不了’”

  2004年下半年,市里有关部门找陈凯先谈话,动员他兼任上海中医药大学校长。陈凯先感到非常意外:“我长期从事现代科技研究,对中药我是90%的外行,对中医我更是100%的外行!”陈凯先的第一反应就是“当不了”。

  但是,有关部门坚持这个想法,并争取到了中国科学院的同意和支持。陈凯先只能认真面对。他经历着人生中又一次“转折”。

  长期从事药物研究的陈凯先深知:我国目前医药工业生产的药品大约97%是仿制药,中医药是我国具有原创优势的领域,但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中医药出口额在国际中草药市场中所占的比例还很低,中药药效的物质基础、作用原理、质量控制等重大科学问题研究还很薄弱。上海具有全国领先的生物医药研发力量,但是上海生物医药的产业优势并不明显。如何把生物医药的研发优势转变成产业优势,如何运用多学科交叉的现代技术促进传统中医药的现代化和国际化,是上海面临的紧迫任务。陈凯先领会市领导的深远考虑和战略意图,决心克服困难,勇挑重担。

  2005年3月,陈凯先肩负着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的期望,到中医药大学走马上任了。

  “学化学、研究合成药的,能当好中医药大学校长吗?”

  上任之初,不少人心存此疑问。然而,事实回答了这些担心——陈凯先担任校长期间,学校三大主干学科在教育部全国一级学科评估中均进入前三甲,其中中药学科连续两次被评为全国第一名。

  其实,上任之初陈凯先也有不少顾虑。但是一贯坚持“做什么就一定要做好”的他并没有对陌生领域望而却步。上任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逐个拜访学校的名老中医、与各部门广泛交流座谈,与上海生命科学院建立全面合作战略伙伴关系。通过学习调研,他越来越深入理解中医药发展的重要价值,深入理解中医药在当代的地位和使命,强调“传承”和“创新”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理念。他把注意力和精力集中在具有重要意义的中医药研究项目上,组织和推动科研人员申报和承担了多项“973”“863”和重大科技专项等重大研究项目。同时,他还积极支持与诺贝尔奖生物学奖得主穆拉德教授和“代谢组学之父”杰里米·尼科尔森教授开展国际合作研究。

  平时,在同事眼里,陈凯先是一位谦谦君子,为人温厚,待人随和。同事们有专业上的疑问,他都尽己所能地给予解答,兄弟单位邀请他支持帮助,他也总是尽力在排得满满当当的日程表中挤出时间。就是这样一位秉性温和的人,有几次却是真的发了脾气。

  有一次,国家的一个重要研究机构找到学校,希望开展合作。作为校长的陈凯先非常重视这一项目,布置给有关部门分头准备。然而几天后交上来的材料却使他越看越生气,报告的粗糙之处且不去说,其中居然还有大段大段重复出现的文字。他严肃地批评了有关人员:为什么这么不认真、不负责?随后,他逐字逐句重新修改了整份报告。事后,这一研究机构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曾向国内多所中医药大学征求合作意向,只有上海中医药大学给出的报告内容最为详实、细致,让他们觉得很可靠,并最终促成了项目的合作。

  “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令人扼腕”

  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陈凯先再度建言改进我国新药审评方法和机制。陈凯先说:“新药研究的突出特点是周期长、投入大、风险高,一个新药从开始研发到批准上市,即使没有大的波折,也至少需要经历10-12年的时间,其中等候国家审批(包括临床ⅰ、ⅱ、ⅲ期试验批文和新药证书)的时间加起来就大约要占4-5年”。有不少企业家向他反映:有些新药研究项目在起步时我们并不落后,甚至有的项目我们还走在国际前面,但是由于审评缓慢,拖在了后面,失去了先机,“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令人扼腕。

  陈凯先举例说,美国2011年批准了一个治疗黑色素瘤的新药——维罗非尼,只用了三个半月的时间。我国现行的新药审评办法时间长、有些做法不尽科学合理,不利于鼓励突破性创新,不利于国际竞争、“弯道超车”后来居上,亟需改革。

  如今,推动新药审评审批试点被写进了《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意见》。陈凯先表示,今后,如果能在上海自贸区、上海转化医学中心等部分区域尝试对一些创新性强、市场急需的新药实行科学合理的加速、简化审批试点,对一些跨适应症的新药审批能适当放宽,都将对上海未来生物医药领域的整体创新带来巨大的促进作用。新政落地,将有利于未来全国的创新药物研发向上海集中,推动上海张江成为有全球影响力的生物医药创新中心。

  而今,年近七旬的陈凯先至今仍不辞辛劳,每天奔波在第一线。用同事们的话来说,他对工作有点“顶真”,最见不得敷衍了事。“我的梦想是让中国人用上中国科学家研制的好药。”陈凯先说,“50多年前,我国老一辈科学家就缔造了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辉煌,之后又产生了青蒿素类抗疟药的发现和运用、维甲酸和三氧化二砷治疗早幼粒细胞性白血病等重大成果。当时在比较困难的条件下能做到的事情,今天更应该做到。我们有机会,更需要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