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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公思危

作者:夏善晨

2015/7/15 14:23:21

  在我认识的人之中,成思危先生是其中级别最高的那种。但是,我不敢说我所有级别高的朋友有他这样伟大!

  其实,我与成公之间的交往不可能是近距离的。他当时已经贵为民建中央的主席,将来很可能作为民主党派领袖列入国家领导人,但是成公却以他亲和的魅力、出色的领袖才能给人留下了不同凡响的记忆。

  第一次与成公会面,是在他当选民建中央主席后不久,当时我还是民建中央理论委员会的委员,后又任民建中央法制委员会的委员。民主党派的理论和法制建设颇受领导重视,因此我们开会,成公每每亲自到场。他的讲话没有华丽的词藻,唯有务实和不同视角的观点,对于问题的诠释总让我们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当时我们都仔细记录,认真学习会后的传达文件,确确实实激励了我们民主党派成员自觉贡献的内在动力。令人记忆深刻的是,一次会后成主席竟然主动要求与我们合影,之后又逐一满足了我们与他单独照相的请求,这也就留下了我与他第一次珍贵的合影照片。

  是的,成思危先生是比较谦和近人的。能成为民主党派领袖的人大都如此,因为他们都是靠着自己人格的魅力、做人处世的方式和深刻的影响力才能成就这番事业。谦虚和谨慎不足以成为伟大,但是以学识、胆略和容人胜任一筹,则是成思危先生能够获得伟大的理由。

  在1998年的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成思危先生代表民建中央提出《关于尽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提案》,此提案系当年全国政协会议的“一号提案”。这份提案被认为开启了在中国设立创业板的征程,并引发持续热议。从那时开始之后的十年,成公一直在呕心沥血为推动中国证券市场的改革和发展而努力,被称为"中国创业板之父”。然而,当他关于基金运作和资本市场的见解被称为经典的创新理论之时,我却在民建中央一次会议上“大胆”发言:不能因“成主席为创业板之父”的荣誉而沾沾自喜,因为这类理论和实践在国际上都是成熟的,中国只是采用和不采用、适用不适用的问题。正当我发出如此“大孽不道”的声音之时,成公正巧走进我们的会议室,听到我的发言,他并没有打断,示意我继续。显然,他表明了兼听则明的态度。如今想来,自己当时是过虑了,之后,我在多次场合上听到他对于自己这段时间的贡献,仅说明自己只是个积极的推动者,这是谦虚和诚恳的伟大。

  成公常说:“每个学者都有畅所欲言的权利,但是,如果不说真话,如果只拣领导好听的说,如果明明看到了危机仍然大唱赞歌,就极其可悲、可怕。”幸运的是,我是较早得到老一代民建领导人垂顾的民建人,前后十年间也有与成公直面“说真话”的机会。有一位香港著名电影导演在上海投资被某些机构和人员整得差不多破产,作为律师的我难以忍受其中的不公,决心替朋友打抱不平,主动上书给成思危同志,并专程到北京与有关干部商量如何见成主席,大家劝我算了,又不是自己的事,但是我坚持要主持正义。于是大家帮助我找到了他的秘书,秘书马上通知我,思危同志要见我,会见时间是15分钟。想不到,成公一见面就说他看过我的文章,如数家珍地说起了我的经历,我当时真的好感动,一个中央的主席能看我的文章而且还能记得这样清楚。最后,我们的谈话超过了半个多小时,他答应我一定转送我的情况给中央领导,说不管怎样都应该试试,坚持公平和正义是我们民主党派的职责之一,当时他认真的表情,永远镌刻了一个平民领袖的气度,让我一辈子难忘!

  成公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留学生,与欧美同学会也有着必然的联系,他是欧美同学会的名誉会长。2000年,上海市欧美同学会召开国际研讨会,我们邀请请他来主旨报告,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那次的报告非常到位。他的记忆力极好,数据清晰而且更新很快、知识面非常广。那次的研讨会后我曾陪同他接待记者,对于记者的提问,他总是能够耐心和到位的解释,没有任何的官架子。

  退出领导岗位后,成公兼任中国太平洋学会的顾问,我恰好是上海太平洋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和他在学术活动中也有了进一步的交集。出席太平洋学会的活动,他一向轻车简行,每次都会尽量早点到会议场所,与大家一起聊聊天。这时候他总是把我叫到身边,对我说是否能研究这个问题,研究那个问题,总能切中要害,显示出看待问题的高度,令人折服。有时他也会拿出自己的研究结果与你讨论,那一刻,你不会想到他的领导身份,完完全全是一位追求学术精神、善于思考、思想敏锐、富有创意的学者。

  有一年他到上海期间,我们又单独照了个相,那时他手术后不久。这两张照片相隔十多年,看得出来他苍老了许多,但是他的精神和活力并没有变化,并永远留存在我们心间。

  (作者:民建中央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欧美同学会副会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