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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燃烧的3g时代——展讯董事长武平博士访谈录

来源:我会刊物《海归学人》200902期

2009/12/29 9:50:34

武平博士198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获学士学位,随后分别于1987年、1990年获得中国航天工业部航空科学院硕士与博士学位,拥有三项美国ic设计专利。他曾先后在美国mobilelinktrident和瑞士biels等企业和机构,担任通信半导体技术设计与管理工作;2001年回国带领团队创建展迅通信,研发出亚洲第一款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手机基带芯片和全球首颗td-scdma 3g手机基带芯片;2006年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005年起担任我会创业分会副会长,2009年,经我会推荐荣获上海市白玉兰纪念奖。本文是武平学长近期接受的一次专访。

编辑部(以下简称“编”):您刚参加了60周年国庆观礼,有何感想?

武平(以下简称“武”):首先非常感谢祖国给予自己的认可,能参加60周年国庆观礼是我一生的荣幸。我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国力强大,人民自信。阅兵的过程极具震撼,科技的进步是全方位、系统性的。有两个非常感人的情节。一个是阅兵仪式开始前,护旗仪仗队用有力的步伐,走出代表中国人民自鸦片战争以来168年奋斗的168个正步,步声如脉跳,在礼炮声中寂静的天安门广场回荡;当五星旗升起,全场高唱国歌之时,我和周围许多人一样已满眼泪水,全体中国人的心都在一起跳动。另一个是国庆前一天,胡锦涛总书记在百忙中率中央主要领导人接见海外学子观礼团成员,强调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并希望广大留学回国人员发扬光荣传统、扎实工作,努力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辉煌业绩。我们倍感鼓舞,对祖国的爱更加浓烈。

编:我们回顾一下,说说您考入清华少年班的事?

武:我是正常参加1979年高考的,考入了清华计算机系,后转入电子工程系。我进的不是少年班,因为当时只有科技大学有少年班。那一年的高考录取率很低,大概小于3%,所以收到录取通知时,还没到16岁的我为能去首都北京而兴奋异常。

编:像现在的高中生能参加全球高考,估计您能考入哈佛?

武:不见得。不同时期机遇不一样,那个时候都不知道有哈佛﹑斯坦福和耶鲁这样的国外名校。文革时期是很封闭的,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才有第一批文革后大学生,1979才尝试打开国门。中国当时内部的流动性很差,我老家陕西是比较保守的地方,对外界了解甚少,我可以用孤陋寡闻来形容自己。清华在过去就是留学生出去与回来最多的地方,又有吸收新文化,科教兴国、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样一些传统理念,所以从清华开始我才对外界有比较多的了解。

编:能讲一讲大学的回忆吗?

武:大学的回忆充满乐趣,也是自己思想成形,成长最快的时期。清华是人才济济的地方,除了教授老师卧虎藏龙外,全国高考成绩最好的学生都在那里。我们那个系包括我们专业几乎都有各省市高考状元,要不就是全国数理化竞赛前三名的学生。和这些同学在一起,给你的刺激与压力或者给你的震撼是很大的。我在中学时从来不知道考试第二名是什么样子,一般都是考第一名;但是上了清华就没有这种概念,即使你整天都很努力,也有可能成绩排到后面去。认识一批优秀的人,给自己带来非常大的变化,知道这个世界总有别人做得比你好,告诫自己要谦虚一点。

那个时候年龄比较小,仍有很大玩性,所以我在清华不算是很刻苦的学生,做了许多莫名其妙的事。在197719781979三届大学生中,流传一个口号就是“自我设计”,为什么呢?因为经历了十年文革,整个社会迫切需要人才,每个学生都有一种时代感,要把自己设计成国家需要的人才。当时我也在做自我设计,在课程还跟得上的情况下,用了很多时间在做其他的事情。如去冬泳队磨练意志,通过假期社会实践和旅游去了解社会,参加学生会、文学社﹑新闻社﹑诗社的工作来提高自身素质,还参与创办《荒岛》杂志,写过意识流小说和所谓野蛮诗等等。总之挺忙乎的。

编:还记得当年的诗句吗?

武:现在看挺幼稚的,也惨不忍读。有首诗这样写道:“绿色泛黄的藤条无情地不容抗拒地一圈一圈地缠绕着干裂沧桑的树干,树上的知了却幸灾乐祸地用烦躁的嗓音一遍一遍嘲弄着这无效的生命恋……”

那时是国内外知识爆炸的时代,各种知识涌入我们空白的头脑,不管是文学、哲学、科技、天文都一下子涌进来了。我觉得任何地方都是这样,一个社会禁锢太久,刚开放的时候不知道往哪儿走,给你的方向和选择很多。你突然会有很奇怪的思维,产生很极端的东西。因为时代亟待变革,而社会又没给经验与空间去思辨,所以思维会原始和粗野。

学校的生活既开阔了眼界,也带来许多观念的树立。改革开放的中国从1979年开始活跃起来,清华学术活动也比较活跃。许多老教授亲自给本科生讲课,如吴佑寿、李志坚等,言传身教远胜于书本。另外我像许多同学一样参加了很多社团活动,每个社团都和外面有交流,请名人来,每个周末或者下午课结束,或者晚上都有很多的讲座,带来很多专业知识以外的知识。这对思考问题,世界观有很大的影响。国家领导人那时来清华相对比较多,还有部长级领导也到清华做演讲,给年轻学生传播新的理念。我那时就听过江泽民﹑朱镕基的讲演,提高了对国家走向的认识、增强了民族责任感。在那个时候国家百废待兴,体育也能激发人们的斗志。记得国家乒乓球队把全部奖杯拿回来后,第一站就到了清华,还有女排第一个世界冠军,对我们也是最直接的激励。 

编:您很怀念那个年代的生活吗?

武:我更关注今天与明天的事情,过去的能带来反省与启发,让以后做得更好。我不是特别怀念哪个年代,我倒是比较珍惜现在这个年代,我们赶上了好的年代。

编:后来为什么要出国?

武:我在国内博士毕业时,国内工业技术还很落后,微电子专业几乎无从着力。国家要设备没设备,要资金没资金,人才不够,离世界水平差得很远。好像人家是现代社会,我们在石器时代。我有种很失败的感觉,觉得学了些东西用不上。在到底能不能为国家做点事情的茫然中,我随大流出国了。

我们都要感谢邓小平让青年学子去海外学习、工作的举措。在过去的这些年,大量学成归来的学者,除了带回一流的知识、一流的技术,也带回了许多新的理念与管理经验;科技创新增添了精锐,回归的人才与本土人才的结合,使得人才开始迅速积累。随着国家财力的提升,我们越来越珍惜这人才﹑资本与创新的年代,未来对我们将非常美好。

编:当时是出国学习了吗?

武:去瑞士和美国都是直接去工作。我至今认为中国的教育体系有它可贵的地方,但国内的学习缺少的就是一个实践,中国没有工业基础。我们拥有书本知识,到了美国就想去工作,看人家的公司怎么管理,如何吸引与激励人才,如何面对市场竞争,如何利用资本,产业怎么发展,创新思维怎么产生等。现在回过头看,当时也可以选择去学校学习,但直接去工作应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后来也去斯坦福做了短期的emba学习,想学人家的管理体系。中国公司早期在管理上不太系统,与国外的很多理念都不一样,实践中的比较与学习很好。

编:在美国工作中学习,您觉得学到了哪些宝贵的东西?

武:三个方面印象深刻。第一是对人才的尊敬。我们出国的时候,国内知识分子地位还不是太高。90年代初,流传说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而在瑞士我去一个20多人的小公司,那里集聚了从世界8个国家挖来的高手。而美国硅谷各大小公司对人才的如饥似渴,尊重与厚待更另人动容。后来展讯大多管理干部都注重去挖掘人才,对优秀人才千方百计去吸引,都有国外文化的影响。

第二是创新创业精神。美国硅谷集中了全世界65%的风险资金,全球50%的创新企业都与硅谷有渊源。我们国内创业的公司也很多,但大多是短期行为。硅谷创业则是长期行为,想把一个产业发展、改变,实现科技变革,这种创新气氛对我影响很大。

第三是市场竞争与技术含量。越是初创企业,技术越高精尖。竞争力是执行﹑创意﹑布局与整合的结果。市场与技术的激烈发展与竞争,每天带来很多的创新。我在硅谷经历了电脑、通讯、互联网发展最快的10年,这些对头脑思维产生了剧烈冲击,我今生受益匪浅。我出国后参加了4个初创公司,第一个在瑞士,第二个在美国,我去的时候上市,我经历了从上市到发展的阶段。第三个公司刚成立我就去了,做到被其他公司收购,经历了创业的全部初始阶段。第四个公司就是展讯,我是创始人。

编:那为何回国创业?

武:谈回国创业,必须谈谈与我一起的创业伙伴。他们的优秀远胜于我,才使我回国创业成为可能。一位是陈大同博士,1977年入清华,清华文革后微电子专业的第一个博士,在展讯之前已创业成功。第二位是范仁勇博士,1978级入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毕业,在美国获得一个博士,二个硕士,展讯之前是另一个公司的创始人。第三位是冀晋博士,1977年入清华,是清华本科毕业第一批最高分留美学生,获得博士学位,展讯之前已在硅谷赫赫有名。第四位为张翔,浙江大学毕业,后留美获通讯工程硕士和mba学位。

创始人的共同理念,以及想为祖国做些事的愿望,使得回国创业成为可能。大家一起努力,在几个月内就形成在硅谷与上海有近100人的初始团队。其中海外回来30多人,国内60多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展讯的中坚力量。

当然回国也有两个诱因:一是1999年国庆50周年阅兵的激动;二是200018号文件对集成电路与软件企业的大力支持。

编:你们在美国发展得很好时想回来发展,当时看中了什么?

武:是看到大趋势。虽然国家当时在我们的研发领域半导体﹑移动通讯有相当部分是空白,但我们坚信国家一定要发展,自己也有信心。虽然条件很艰苦,但也不能再等待。

移动通讯终端的核心芯片与相应软件,过去都在美国与欧洲大公司手中,亚洲无一国拥有。虽然它比电脑处理芯片市场都大十多倍,但由于其难度,在过去10年中无一个初创公司成功地推出产品并在资本市场ipo。全球最好的it公司都争食这一肥肉,如intelqualcomti, broadcom, agerephilips, infenion等。

我为展讯团队感到自豪的是,别人认为我们做不出来,或认为我们要花四﹑五年才能做出的2.5g芯片,我们一年半就把它做出来了。而我们中国的3g国际标准td-scdma,我们也花了一年半就做出来了。这个成就,影响了世界的it产业发展,也促进了世界范围的通讯产业发展。展讯的员工创造了奇迹。

编:创业很艰难,您是不是也遇到做不下去的时候?请讲讲您创业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或者有些什么感人的故事。

武:创业自始自终有本酸甜苦辣帐。不是只有一段艰难,其实大多的阶段都很艰难。比如,刚刚成立时,我们第一笔钱不是太多,国外做我们这种芯片的大公司,每一年正常运作的维持费用至少一亿美金,而我们呢?第一笔拿的资金才是600万美金,600万美金和3亿美金不是一个数量级,是两个数量级了。所以,刚开始起步时,99.9%的人认为展讯是凶多吉少,肯定做不成。唱衰展讯的人,从一开始就大大多于看好者。我们也就在这种环境中长大。

关于展讯在2002年资金断裂时,管理层不拿薪、员工减薪的事,许多报刊都做了报道,我就不再重复。可贵的是,在那个时期,没有一个员工离开,这使我每次想起,都十分感激我的员工。

而后我们又几度难关,2004年的转折,2005年的市场突围,中国3g的迟迟不决,使我们五年多的投入颗粒无收。中国移动手机电视的非市场化运作,资本市场的沉重压力,竞争对手的恶意打压,快速发展与稳步前进的平衡,长远定位与短期效益的矛盾,收购射频芯片公司与竞争对手的斗智,三年打入samsung公司的艰苦努力,金融危机等等,外界也许看我们永远沉稳前进,但有时的确很难。过去这些年的辛苦,也许要等以后才会有更多人体会或明白。

后来我们融资很顺利,主要是我们的成绩使然。当我们达到一个高度时,第一时间几乎没一个投资人相信,但后来大家还是很信服。

记得有这样一件事。2004年4月27日,我们在上海发布td-scdma芯片,而之前二天4月25日吴仪副总理结束美国谈判回国,美国政府要求中国放弃对自己3g标准的特别支持,对所有的3g标准都一视同仁。我们公布消息后,《华尔街日报》就发表一篇文章,说吴仪刚刚讲中国不特别支持td-scdma,中国今天已经宣布做出来td-scdma,中国是说一套做一套。其实这两件事根本连不上,我们不知道吴仪总理去美国谈判,而吴仪总理也不知道我们在做td-scdma

在我们开发td-scdma的过程中,上海市各级领导与工信部,都给予了很大支持。有几个人我很感谢,江上舟先生、张琪女士、张新生先生。

当我们取得一些进展时,各级政府领导特别高兴。td-scdma的新闻发布就是信产部在人民大会堂做的。历史也会巧合,当天正是邓小平诞辰100周年,许嘉璐副委员长从纪念邓小平会场赶到我们的会场,他说这是个历史的巧合。邓小平倡导改革开放,派出留学生,他说这也是一个机缘。

编:3g曾给你们带来很多苦难,当时为什么决定做td呢?  

武:这个话题说起来很长,简短地讲,我们立志让国家在该领域实现突破,这个决定是否理智让后人评说,但公司上下为之劳心劳力,则是报国的范例之一。温总理有一次讲,报国的路有时也不平坦,我很有感悟。

当时就看3g td-scdma都是国外的公司或者跟中国合资的公司在做,时间表都是两三年之后才把芯片弄出来。如果我们不做谁来做?做这个东西风险很大,没有产业、没有什么支持,有很多打压,但我们不做就很难说有后来的3g故事,如果我们不做回过头来看这个标准死去了,我们这批人会很后悔的。希望今后这样前瞻的研究,国家的财政支持能大大加强。

编:您不做,最后中国还要上3g,那就只能上国外的3g标准了?

武:对,那一定是这样。但过程艰辛是远超外界想象。

编:这个必须中国人做?

武:我觉得中国人的标准中国人都不去做,那中国人就太差了。但过程中的压力很大了。中国人的标准中国人首先要去做,也欢迎国外公司做,但是如果中国人不去做就没人做了,这些方面已经有了很多先例,状况惨烈。

国内在电子信息方面有三个大标准的终端芯片是展讯做出来的:第一是td-scdma,第二是cmmb,第三是avs

编:做3g是不是充满了理想主义和爱国情怀?

武:记得温总理来展讯两次,第二次来他到我们实验室与员工聊,问为什么到展讯来,是不是每天加班到很晚?员工回答说,就想把这个事情做好了,等我老的时候不再后悔没为我们国家作出一些贡献。温总理一听很感动。

编:我们在采访很多留学人员的时候都会提到曾经在海外和你一样工作和生活到一定层面了,在国人看来过着令人羡慕的生活,但是他们抛弃了优裕的条件回国创业。您在国外发展得也挺好,从各方面来说已经不用再去拼搏奋斗了,去承受压力了,为什么还要回来做3g呢?

武:可能回答也与那位员工相同。但付出的不只我一个人,是一个团队,包括后面的家人。可能很多员工包括我自己,发现我们自己付出的代价远远超出我们自己原来想付出的代价,而我们的家人发现这个付出的代价远远超过她们该付出的代价。公司上市后,有一个投资的朋友说,没想到你只占百分之五的股份,而其他上市公司的老板都是百分之五六十,甚至有七八十。很多vc来投资我们公司的时候,说他们很感动。其实这是展讯整个创业团队的感动,也反映出我们创业的艰辛。不过团队股权的摊薄,也对公司长远发展不利,是个经验。

编:展讯2006年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这个奖励是非常高的。作为一个技术研发公司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和好评。刚才您说总理、委员长都到你们公司参观过,请把这方面情况介绍一下。

武:我们赶上了好时候,展讯发展过程中,各级政府给了相当多的支持,从张江开发区到浦东新区、到上海市和中央,其实胡锦涛总书记不仅发给我们科技进步一等奖,另外在2007年的人大会议上与上海代表团的座谈中还重点提到展讯创业故事,令我们动容。

总书记在上海团的讨论会上讲了展讯的三个特点:第一是海外留学生回来创业;第二是科技创新;第三是运营模式。除了温总理来展讯两次,还有其他领导人如吴邦国委员长,贾庆林政协主席,习近平副主席等。我还要重复一句,我们赶上了一个很好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做事,还是很运气的。

 

编:您也很争气。

武:2009年,虽然有金融危机影响,但展讯也迎来难得的机遇。我们两年多来不断提升质量与减少成本,有了可喜结果;近一年并购美国射频公司的整合已成功完成;三年来与samsung不断磨合取得成果,成功进入国际大企业的行列;td-scdma3g牌照发放,前景开始明朗;上海市政府给于3亿免息贷款;工信部与中移动加大对研发的支持。我相信展讯的未来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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